何新:论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晚期思想(下)








下篇 历史并不终结

警言

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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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由于毛所使用的江张姚王一流皆属下下流品人物。此辈既缺乏政治智慧与才能,其人格形态又至为猬琐卑劣,唯以诌佞毛泽东为能事(于二十四史中可入“倖臣传”)。

仔细研究毛泽东1964—1966年3月前的书信、批示和言论,可以看出,他对于究竟是否要发动文革运动,是并非不存在犹豫的。①

①1964年8月6日,毛给江青一个批件称:“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说“我的行动”,有认为是指毛原有计划骑马寻找黄河源。但也可能是指酝酿中的某种政治行动。

尽管自八大以来,毛与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邓彭之间,确实存在理念分歧和政治分歧,但这种分歧并未发展到必须走向公开决裂以至兵戎相见的地步。

事实上,无论刘、周,邓、彭(以至包括彭德怀)或彭、陆、罗、杨,党内当时没有任何人或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会公开反对毛。在文化大革命成立专案组对毛所认为的“政敌”作了全面审查后,真实的结论正是如此。没有什么“反党集团”,也没有什么“反毛阴谋”。其中许多人,如罗瑞卿、彭真,于文革平反后,至死对毛没有怨言,忠心耿耿。

因此,正是江青、张春桥、康生在这里起了挑唆和离间性的政治作用。他们夸大了毛与政治局的矛盾和对立,使毛一度认为中央内部已组成一个以刘邓彭为核心,还掌控了部分军事力量(通过贺、罗)的反毛政治体系。以至使毛认为必须以最激烈的群众造反和革命的形式推翻这个“黑色”司令部。

这是一个历史性和悲剧性的政治误判。尽管有无数种可以为文革作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性的误判却是无法掩饰和辩护的。

而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显然在内心深处也已经日益深沉地意识到这一错误。这可能正是使他在1974年后日益疏远江、张、康的原因,也正是使他晚年对文革有所愧怍和失悔,以至最终对邓小平的“复辟”不为已甚的根本原因。

虽然文化革命以雄壮的悲剧开始,其最终结局却是1980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从而以一种没有丝毫悲剧气氛也没有丝毫英雄色彩的喜剧形式落下暗淡的一幕。

与江张姚王等文革的激进拥护者相比,在对文革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的对手阵营中,汇聚了数十年中国革命所锻造出来的一批政治精英。包括其领袖人物如周、邓、彭、陈等,甚至也包括林彪;其才能智慧,政治意志与品格,皆是无论被置于任何时代都会闪光耀目的人中俊杰与政治英材。①

①邓小平与法拉奇谈话:“毛声称要打击党内的走资派,却把矛头指向一大群老革命家。(1980.9)

塑成毛领导的中国革命使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史上一个英才辈出的时代。百年间中国人才之盛,不亚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秦汉之际、武帝时代、两汉三国魏晋及盛唐、宋初、明清之际。②但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杰及俊秀,竟纷纷在这场运动中凋零殒灭。

②参阅赵翼《廿二史札记》。

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与他们的伟大领袖逐渐离心离德,以至某些政治精英终于在1976年10月以后最终背离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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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曾经追随他多年的党内多数元老的分歧,具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念的理想主义者,与着眼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实认为民主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更适用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后者,也就是毛所说的“党内民主派”或“走资派。”

这种分歧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渊源。甚至可以远溯五四时代的抽象民主理想,贯穿到延安时代毛泽东与彭德怀关于民主政治体制的争论,以及抗战胜利后党内多数高层领导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和平议会道路的向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党的奋斗目标划分为两期:认为党的近期奋斗目标是新民主义的政治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远期目标才是社会主义,终极目标才是共产主义。实际上,对于多数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远不可及,并不准备为之真正奋斗。他们真正钟情的社会理念,乃是允许个人及家庭富裕以及个性得到自由张扬的自由资本主义。

但是自五十年代中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毛泽东却大大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由此开始,党内民主派与毛泽东的政治分歧不断加大。正是这种政治分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①冯友兰从一个文人的角度,深刻地表述了刘派“守成”及“建设”的思路与毛的“不断革命”思路的差别。1973年冯友兰说:

“当时我的思想是,无产阶级也不能老是革命,革命成功以后,总还要维持现状,稳定秩序。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哲学,革命成功后它就过时了,还得用像我解放前所讲的儒家哲学。我当时的思想同陆贾、贾谊差不多。这种思想就是用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来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思想认为,我们必须继续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直至国家自行消亡,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地主、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这个道理是具有剥削阶级世界观的人所绝对不能理解的。”

在文革结束后,党内民主派主导了中国的政治方向。但是,面对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中国,人们看到,在毛时代被认为不会发生和可以避免的一系列警告,在当今都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现实。

毛泽东在临终前曾指出,他与邓小平的最大分歧,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不是一个偶然的话语分歧,它关连着政策的方向及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选择。②

②毛泽东1963年在一个批示中曾经说: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在革命年代中,共产党成功取得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依靠共产党领导下党与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联盟。

在毛泽东时代,包括文化革命中,也正是这一稳固的联盟的存在,支持了毛与党内官僚阶层的斗争。而在新的时代,当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走向资本主义时,共产党为了寻求与外部资产阶级合作的同时,似乎也在寻求自身角色向资产阶级的转换,同时又在国内培育着一个新生资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作为取得政治支持的社会基础。

但是,如果共产党彻底放弃工农联盟这一政治基础,共产党就将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失去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外资产阶级必然会要求它不再作为共产党而存在(即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党将失去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存在意义,而在共产党放弃政治统治(即“一党专制”)的同时,整个国家也将由于利益体系的分化而必然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今天的共产党正面临着历史性的阶级选择。①

①毛泽东1963年4月17日的批语:“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无产阶级其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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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目标,是试图维护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即追求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谋求社会公正的制度和主义,即寻求社会正义的主义。)因此,毛泽东始终追求经济政治的相对平等,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反对官僚特权制度,反对国内外、党内外一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对私有制与人压迫人的制度。

在探讨文化革命的发生原因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考虑到的,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真诚信念和试图建立共产主义的宏伟社会理想。他认真地试图在中国土地上首先实现“大同”——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我们目前无法直接找到毛泽东对他憧憬的“大同”社会蓝图的全景描绘,但是从他1958年至1965年的文论和所倡导的政策中,我们大体可以察出他的如下一些构思:

毛泽东所构想的“大同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行政管理中心(例如“革命委员会”)的工农兵联合组织。(也许应该被命名为“公社”?毛泽东欣赏这个名称。所以他在文革初期一度同意使用“北京公社”、“上海人民公社”的称号——显然以其类比于巴黎公社。只是后来由于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现实,根据周恩来的要求才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名称)。

在这种联合体中,这个社会的分配方式,将由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实行直接供给制(各取所需)。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社会内担任各种不同职务分工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

若干这种工农联合体,组合成一个国家。这种工农兵的联合体,毛泽东认为首先出现在中国农村(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其次是军队组织(1966年5月7日批示)和若干大企业(如大庆油田)中。

与马克思相比,毛更重视贫苦农民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主要社会政治力量的意义。因为工人阶级当时在中国人数较少,同时毛认为资本主义的保垒可能从其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就中国国情来说,这一环节当然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长期保持封闭的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状态的农村。

毛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但这并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他甚至相信这一乌托邦模式最终将可以应用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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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勾勒的草图,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于五十年代后期直到他临终前的著作言论中,找到根据。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廊。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这一年的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5·7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学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是合乎逻辑的。社论认为,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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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建立在落后的小型工业和村社经济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不是一种粗陋原始的共产主义。它在现实中是必然行不通的。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念,显示了毛政治思想中依附于手工农业经济这种落后生产力的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对于六十年代中国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乃是一种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或“复辟”。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近代化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新兴城市中心尚在萌生。社会成员的80%是公社中的农民,虽然已被组织在公社中,其生产方式却仍处在粗放人力与畜力农业阶段。他们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仍然是近乎古典形态的村社农民。公社那种集体务动、集体分配的形式,也并不是什么新的生产方式。相反,却与古代的农村宗法公社和编户村社农民有诸多相似之点。

知识分子除极少数精英分子之外,就其群体而言尚未形成独立思考的个性思想人格和觉醒的自我意识。之所以出现社论及大字报政治语言程式极其贫乏,全民抄“社论”千篇一律,万众一声;正是这种文化个性缺乏的表征。

在这种经济的和社会文化的背景上,根本不可能形成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更高极的生产力和经济组织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型社会体制。

因此,文革必然只能是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被自称为“造反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所利用。从根本上看,江、张、王、姚及上海陈阿大一类,正是社会中流氓无产者的政治代表。①他们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实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理念,而是“推翻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让自己取而代之,以乘机窃取权力、特权和私利。

①马克思《波拿巴政变记》深刻论述过在近代革命中流氓无产阶级的作用,可参看。

因此,这一革命由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文革激进分子的浅薄私欲与权力欲,最终蜕变成一场宫闱权力之争,变成一场以少数人反对多数人的伪革命。并不是以95%反对5%,而是以5%反对95%。革命的敌人在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增多,革命的人道目标本身,乃至最终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性暴力和暴行中(极端事件是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这是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所不及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恨终天的。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的历史悖谬?这个问题也许涉及到人类的道德本性和历史中的非人可控性,颇为引人深思。

但是,如果不理解毛泽东对于中国和世界未来所真诚追求的共产主义远景草图,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文革中发动的大规模自下而上的“造反”运动,无法理解他的一系列政策思想,因而根本无法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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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文革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新中国建国后,中国政治中渗透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马列毛主义)被置于不适当的过高政治地位,对人的评价甚至阶级属性,都以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作为第一标准分类和评价。从而意识形态成为支配现实评价现实至高无上的宗教性神圣准则。这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体制。文革的大批判运动使中国全部社会生活政治意识形态化达到了极点。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曾对一个文件作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臂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浦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全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此信对于理解毛在发动文革前夜的文化思想是极其重要的。]

但矛盾的是,毛在文革中又提倡人民关心国事,勇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鼓励造反和“反潮流”,倡导“四大”和“大民主”,把权威的标准由迷信党组织、社会的集体理性而下放于个人理性。这恰恰是启蒙精神的标志。

当外在的权威随造反浪潮被冲垮之后,仅剩下抽象的马列毛思想。但从此之后,马列毛的著作已不再成为只能被盲目诵读和信奉的“圣经”。面对着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惊人反差,觉醒的人们睁开了眼睛。有人要求将意识形态落实于现实,有人则指出意识形态与现实相背离而抛弃了意识形态。如何理解和选择乃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遇罗克、张志新等殉道者及李一哲等都正是这种启蒙精神的最初代表。他们从个人的角度试图对马列毛主义作出新的独立解释。)思想终于冲破了牢笼。而毛本身,又恰恰是这种启蒙与自觉的首倡者(参看毛1964年与毛远新、王海蓉等的谈话)。在这一意义上,毛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在文化革命中,他几乎要求人们破除一切迷信:对党的机构的迷信,对长官(当权派)的迷信,对文化权威(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迷信,以至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迷信——甚至包括对毛本身的迷信.他嘲弄林对他的吹捧不过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反对树立对他的"绝对权威",他认为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被打得粉碎”——“那又如何?不过粉碎而已。”

至于文革,他也知道人们“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究竟如何?只有天知道。”事实是,当这两个最后的迷信也受到动摇之日,一个启蒙的新时代也就呼之欲出了。

①1966年来正是陶铸提出了“可以怀疑一切”的口号。陶当时的意图是把造反之火引向发动造反的中央文革。

有趣的事,毛并不反对“怀疑一切。”从政治上,他认为“搞一点个人崇拜有时是需要的。”但从理性上,他又嘲讽这种对他的崇拜和迷信,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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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事件后,毛本人永远正确和战无不胜的神话事实上已被打破。林氏“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及中国政治现实的尖锐批判,尽管当时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是作为“反面教材”即作为一种政治靶子提供给全国,但在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笔者本人)心中所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唤起许多人对文革运动的梦醒反思和内心呼应。

外在的政治权威和神圣偶象从此开始从神坛上陨落。林彪事件后,一种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新精神(思想解放),正是从这时在一部分政治家和知识界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中涌动萌生。

毛驾驭文革的方向是矛盾的,心情一直是极其复杂而痛苦的。他始终没有找到文革为何必然会失败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在他生前的最后年代中,面对纷纷要求平反的旧部、旧友、旧识、旧交遗孀及子女们的请愿信,面对逐渐一一被揭开的政治性冤假错案;他的感情和内心无疑也在承受着煎熬。现实逼迫他做痛苦的反省。①他疏远了江、张、康三人。

①毛的这种失悔可通过1974-1975年间的以下批示看出:

“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对杨成武案的批示)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信上批:“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对刘建章夫人来信批:“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对傅连暲案批示:“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而对文革中其他直接政敌,只有刘(少奇)、彭(德怀)、陶(铸)三人被置之死地。但对在文革风暴刮起的第一轮中就被打倒的彭、陆、罗、杨,他均网开一面,保留一线生机,不为已甚,于1975年前后均批准释放出狱,予以安置。①(当时他也已在考虑为陶铸平反。)

①1973年11月,毛命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毛说:“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criticism。”

1975年初毛亲命对前国民党关押战犯作一次性大赦,又亲命章士钊衰年赴港寻求重开与蒋的和平谈判。(此举未果而章氏死于香港。)试图与生前宿敌和解。①

①毛对此的批示如下:“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但反之,对陈伯达王关戚及林派军人,投入囹圄后,毛却始终关押不赦,不闻不问。

批邓后毛命叶剑英退出军委工作赋闲家居,但仍保留其军委副主席职务。以至临终弥留之际乃召唤叶似欲有所托付。他的暮年心态可谓极其矛盾而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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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毛经常因内心苦痛而流泪。他可能在问自己,失误究竟是在哪里?他最终拒绝将最高权力交给四人帮。尽管他明知邓在“搞复辟”,但仍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邓小平纠正文革后果的政策。在文革的后期进程中,毛泽东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感情冲突。

毛想通过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运动的斗争过程(“大风大浪”),观察一批人,考验一批人,审察一批人,选拔出符合他的政治理念和道德条件的新的接班人。(在“九评”中毛已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在他的心目中,刘不是这样的人,林不是这样的人,周不是这样的人,邓不是这样的人,江、张以及他一度寄予期望的王洪文,最终证明也不是这样的人。在文革最后阶段,在选拔接班人这个问题上,他意识到自己失败了。以至不得不匆匆地在临终前选择一个貌似忠厚老成而且较能为各派所接受的华国锋。但是历史证明这个人选也并不理想。

事实上,对于文革的发展方向,毛泽东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计划或“伟大战略部署”。他开启了造反的闸门,点燃了火种,然后坐山观斗因势利导,试图将运动一步一步引向他所追求的方向。

但在1971年后,他自己也已日益感到困惑和迷失了。

文化大革命积极的一面是摧毁了解放后效仿斯大林模式而建立的官僚主义体制。把怀疑主义、理性主义、平等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文化启蒙因素深深地播种到民族的精神中。

在林彪事件后,怀疑毛而敌视江张王姚激进派小集团的思潮暗流汹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到1976年清明节事变,由于周的逝世,邓的贬黜,被压抑多年的民怨终于在全国范围爆发而起。一个启蒙、寻求改革的新时代至此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毛及其发动的这一文化大革命,以最深刻的历史悲剧的形式,为中国播下了走向全面改革和伟大文化解放的火种。

[毛泽东1967年3月30日说:“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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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历史学家霍兰·罗斯论拿破仑曾说:

“综观他的一生,这样断言似乎是公正的:他垮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法国人民有什么缺点,因为他们对他效忠始终不渝,连阴曹的判官拉达曼瑟斯也会为之感动流泪;也不在于这个或那个将军或政客叛变出卖,因为既有四千万人忠心耿耿,这种叛卖就无足轻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创为。没有毛泽东,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巨人中的超级巨人,但毛的反对者,或者为毛所反对的刘、林,以及后来的周、邓,也都是一代巨人。在后者的政治主张中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就历史发展的逻辑而言,实际是一种难以逆转的现实必然性,甚至强大如毛泽东也无法逆转之。

但是,毛却是一位天才;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因此,在尘埃落定的三十六年之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一个新的现实中国向市场资本主义道路的全面转变。毛生前所曾预言的和试图遏止的“新生资产阶级的兴起”,“官僚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以及美帝国主义主宰下的全球秩序”,“国内资产阶级和买办与跨国垄断资本的合流”,“工人阶级以及贫农下中农社会地位的急剧下落”等等;所有这些当时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作为一种政治语词出现(没有人真正理解),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发动文革所欲在历史中加以遏止的东西,而对大多数人在当时则似乎完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话。但所有这些,在今天则都已成为似乎强不可摧的铁一般的现实!

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机制的引入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带来了正面与负面的一切效应。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也许,它的发生的确是一次历史性的错误。但是,尽管资本主义对于现实中的中国已经是一种必然,但它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更不是一种历史正义,也绝不是一种永恒与合理!历史并没有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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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充满传奇戏剧性的一个伟大世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这个世纪中卓越拔立的三位真正的传奇英雄。

这个世纪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最终以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而达到一个震撼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最高潮。但随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乃以九十年代全球社会主义体制的全面崩解,从而转向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

但是,历史远未终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留下的精神和政治遗产,包括文化大革命,仍然会被人们思索和研究下去。

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根本之点在于,“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静止无矛盾只需要向前发展经济的平静社会。这个社会作为一种中性的过渡形态,它既存在着向前,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步的可能,也存在着向后复辟和倒退,倒退回半殖民地和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的可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仍存在着极其深刻复杂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中既包涵着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的内容,也包涵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对这种矛盾,如果统治阶级、执政党处理不好,则发生动乱、暴动或革命是随时可能的。因此,历史绝不终结。①

①毛泽东已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说:“中国(将来)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

因为毛泽东已经把他的革命精神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政治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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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在他那部论拿破仑战争包括滑铁卢失败的杰出著作中曾指出:

“尽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他在治理国家,焕发人民才智和运用战争艺术等方面,完全是超群绝伦,伟大之极。

他的伟大,不但在于他那些最出色的业绩具有永恒的重要性,而更在于他的始创性以至在完成所有这些业绩中投入了雄伟非凡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遍布他后半生征途上的那些巍然屹立的纪念碑,虽然饱受狂风暴雨的摧残,却还是宏奇壮丽!

屈处奴役之下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人类毕竟不以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谨小慎微、知难而退、毫无建树传于后世的庸碌之辈,而是把它授予胸怀大志、敢作敢为、功勋卓著、甚至在自己和千百万人同遭大祸之际还主宰着千百万人之心的人。”

这些话似乎更适用于评论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最终彻底失败了。但是,毛泽东——这个驾驭中国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之人性和生活的人,这个以人民战争的形式领导了二十世纪历史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席卷了数亿人口的伟大国内战争和群众运动的人;这个动员了十亿人民,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超人之伟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营造一个前所未有的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终极平等的乌托邦理想国的人,这个打破了雅尔塔三强瓜分世界协议、打破了冷战的两极格局,从而使中国屹立而起成为世界之第三极的人;这个导致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根本改变的人;这个发起了十字军东征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行动、使西方势力被逐出于东方的人;这个最终把千万人的思念引向天安门前那块孤独耸立的岩石的人;必将永远屹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最前列!

作为在青年时代曾身历文革全过程者,此文写就,百感交集,不胜唏嘘。读毛泽东生前所书古咏史诗,乃集其成句为赋三首曰:

(一)

雕阴无树雨难留①

①雕阴,陕西绥州古地名。此借喻陕甘宁。

雉堞连云古帝州

芳草有情皆碍马

好云无处不遮楼

时来天地皆同力

运去英雄不自由

唯余岩下无情水

犹解年年傍驿流。①

①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韦庄罗隐成句。

(二)

大树无枝向北风

十年遗泣说英雄

浮世到头皆是梦

男儿何必尽成功①

①用毛泽东生前所书高启罗隐成句。

(三)

朝真暮伪谁人辨

古往今来底事空

忽然搁笔无言说

重礼天台九卷经①

①用毛泽东生前所书白居易、龚自珍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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